陈平原 | 新文化运动中“偏师”的作用及价值 ———以林琴南、刘师培、张竞生为例

陈平原

作为中军之外的“偏师”，与新文化运动的“起承转合”密切相关的三个北大人物———前文科教习林纾、国文系教授刘师培、哲学教授张竞生，都曾在新文化的历史舞台上活跃过。但在日后的历史书写中，其功绩被刻意抹杀，其形象也被逐渐淡化乃至丑化。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各种人物轮番登场，角色的自我定位与社会的评判尺度，很难完全吻合。那些“过早登场”或“提前出局”的，在日后的历史书写中，往往很难得到妥善安排。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平反若干冤狱，而是建立一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哲学。将林纾、刘师培、张竞生连成一线，或可借此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光谱，理解那些没有实现的计划与理念，借倾听那些被压抑的声音，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与纵深感。

读过战史的人都明白，打仗时，中军固然重要，偏师同样不可或缺。可等仗打完了，论功行赏或铸铁为犁时，偏师往往被冷落乃至打压。文化运动也不例外，唱主角与敲边鼓，本是各司其职，即便不说配合默契，也是互相尊重。可到了某个特定时刻，因口号、立场或路径选择发生冲突，内部呈现多元化倾向，偏师与中军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后世的历史学家为了故事的完整性，删繁就简，抹杀了很多与主线不太相关的旁枝。这么一来，固然增加了戏剧性，可冤枉了不少好人，更重要的是，大大削弱了运动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引入“偏师”的概念，谈论与新文化运动的“起承转合”密切相关的三个北大人物———前文科教习林纾(1852—1924)为何在被解聘六年后翩然归来，与新文化人直接对抗；国文系教授刘师培(1884—1919)早年以“激烈派第一人自居”、1919年新旧激辩时，主张昌明国粹，却拒绝为旧派领衔；曾在20世纪20年代名满天下的北大哲学教授张竞生(1888—1970)，最后竟凭借薄薄一册《性史》赢得生前无数骂名，也收获了半个多世纪后的无限风光。这三位北大前辈，都曾在新文化的历史舞台上活跃过，但因在某个节骨眼上，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为主干的新文化阵营步调不一致，乃至发生直接冲突，在日后的历史书写中，其功绩被刻意抹杀，其形象也被逐渐丑化。

美国学者周策纵谈及新文化运动中“反对者的诘难和改革者的辩驳”时，描述“这一派旧文学的提倡者是由刘师培领导的”，其“公共论坛是提倡文言文孔教和旧伦理的《国故》杂志”；1919年2月和3月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讥讽蔡元培、陈独秀等新文化人的《荆生》和《妖梦》，“这个故事据信是林号召军阀们，特别是号召崇拜林的安福系最能干的领导人之一徐树铮将军干涉北大的事务”。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学者，谈及新文化人的对立面林琴南与刘师培，更是义愤填膺，如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便称：“封建文化的死心塌地的卫道士林纾，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再次带头跳了出来，以远比前次凶恶的气势，向新文化运动及其中心———北京大学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时，以刘师培、黄侃为首的《国故》月刊社，也积极与林纾相配合，紧密呼应。这两位都是严肃的学者，所论也都不无根据，只是囿于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场，对晚清一路走来的先行者林琴南、刘师培评价过于苛刻。其他有关五四的著作，更是喜欢将林、刘塑造成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面人物，极尽嘲笑之能事。而在我看来，表彰新文化理所当然，拿林、刘“祭旗”则很不应该。

《国故》杂志

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新文化”的酝酿、形成与推进。新文化不是凭空而降，也不是陈独秀、胡适登高一呼就能实现的。我曾再三强调，应该将1898—1927这三十年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与阐释。这一思路背后，是淡化“事件”的戏剧性，凸显“进程”的漫长与曲折。从风起于青蘋之末，到大风起兮云飞扬，有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站在风口上的。“这就好像一部多幕剧，开场时登台亮相的，说不定中间就退场了;第一幕跑龙套的，也可能第二、第三幕变成了主角。至于谁唱到最后，不等于谁就是最大的赢家。谢幕时出来领受掌声的，应该是全体演员，而不仅仅是主角或最后一位演唱者。”

一

前北大文科教员(1906—1913)林纾，曾是文坛及学界的风云人物，离开北大教席六年之后，因看不惯一班新人的“乱折腾”，不顾年迈体衰，独自跳将出来，以一篇备受争议的《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而“名扬青史”。此文的中心论点，批“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者乃“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以及反对“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在此前的多篇文章中已有涉及，如《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1913)、《论古文之不宜废》(1917)等。呼吁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或者“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这并没什么不妥，起码是自成一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大转折时代“守先待后”的姿态，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价值立场。

林纾

唯一不太雅观的是其“游戏笔墨”《荆生》与《妖梦》，可也说不上多大的罪过，《新青年》上刊出钱玄同代拟的王敬轩来信，以及刘半农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答王敬轩书》，不也是一种假托与戏弄?所谓林纾写《荆生》的目的是怂恿手握兵权的弟子徐树铮动用武力来消灭新文化人，实乃新文化人谋求公众支持的“哀兵之计”。在1919年3月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2号上，李大钊不仅撰写了《新旧思潮之激战》，批判对手“鬼鬼祟祟的，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这刚一萌动的新机”;还转载林纾此小说，并加上题为《想用强权压倒公理的表示》的按语，称林纾的《荆生》“就是代表这种武力压制的政策的”。当初为了凝聚力量，制造舆论，丑话说在前，作为一种斗争策略，完全可以理解;可时隔多年，还这么批判林纾，那就近乎构陷了。研究者越说越实，把一篇子虚乌有的小说，说成了货真价实的战书。若有惊天大阴谋，必然是密室策划，步步为营，不可能远隔千里，用在上海报纸上发小说的方式，来指挥北京的军阀镇压北大新文化人。林纾本人自幼学剑，即所谓“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再加上撰有记录闽中武林轶事的《技击余闻》，还有《剑腥录》中吹嘘邴仲光如何仗剑行侠，这小说中的“伟丈夫”，实乃林纾的自我期许。只是三人成虎，日后史家懒得仔细追究，林纾“勾结军阀铲除异己”的罪名，就这样被落实了。

林纾的尴尬之处在于，虽然他公开跳出来叫阵，可他不是旧派的代表。翻译大量西洋小说，出版《闽中新乐府》，编写《修身讲义》，还积极投身开民智办学堂的时代大潮，林纾的所长及贡献主要在“新知”而不是“旧学”。若着眼于清末民初语言及文体变革的大潮，由幽深的文言到平实的白话之间，有个过渡形态，那就是浅白文言;而由洁净的古文到芜杂的小说之间，也有个简易桥梁，那便是林纾那些一身二任、徘徊于雅俗之间的译述小说。林纾对于现代白话文的意义，不只是扮演反对者的角色，也有某些实实在在的贡献。可惜，晚清开启的变革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几个波次下来，冲垮了第一代启蒙者立足的根基。早年的先行者，如今站到了新文化的对立面，这种大变革时代常有的尴尬，值得后来者深切同情。

一场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在其展开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这都很正常。日后某种声音占了上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可那不等于所有反对者都是敌人。在我看来，凡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参与对话的，不管立场左中右、声音高中低、力量大中小，都值得称道，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因为，新文化提倡者最怕的不是对抗，而是无人理睬，那才是真正的寂寞与空虚。“新旧对立”论述框架的确立，赋予陈独秀等道德及道义的力量。某种意义上，新文化正是在这种对峙、对抗与对话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记得鲁迅《半夏小集》的话:“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愿意站出来激烈争辩的，那是真把对方当回事，而不是如严复说的:“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纾站出来与新文化人正面争锋，不仅不可笑，还值得尊敬。不管是林琴南、刘师培，还是胡先骕、章士钊，都是很有风度的正人君子，即便论战中居下风，也没有使用任何下三滥的手段。

二

当年北大校园里及课堂上，确有新旧之争，且相当激烈，但那只是“风气”与“趋势”，尚未结成立场坚定、行动一致的“党派”。而且，若就国文系而言，刘师培为首的旧派还略占上风。可是，当1919年3月18日北京的《公言报》发表林纾的《致蔡鹤卿书》及《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将刘师培派定为旧派领袖，称其如何与陈独秀为首的新派激烈对抗，两军对垒，旗鼓相当云云。刘师培马上给《公言报》去函，且送登《北京大学日刊》，除了批评报道不实，更称:“鄙人虽主大学教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拒绝与林纾结盟，不愿与陈独秀为敌，更不想让对他极为礼遇的蔡元培校长为难。这一纸划清界限的自辩，化解了北大好多尴尬———这也是刘师培将此函首先送《北京大学日刊》的缘故。

刘师培

刘师培早年也曾是报人，明白媒体特性，拒绝随风起舞。身体不好是真的，因他当年11月便在京病逝;但也不排除吸取此前深刻教训，不愿再介入现实政治。但要说“保存国粹”的立场，并不意味着与《新潮》诸君争锋，必须了解刘师培的整个人生，方能领悟。1904年，刘师培在《警钟日报》上撰文，称:“中国自古以来，言文不能合一，与欧洲十六世纪以前同。欲救其弊，非用白话末由，故白话报之创兴，乃中国言文合一之渐也。”第二年，刘又在《国粹学报》上连载《论文杂记》，讲古今文字有深浅文质之殊，缘于“进化之公理”:“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几前贤矩范，赖以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刘师培之谈论文白，视野相当开阔，既提到“英儒斯宾塞耳”，也说及“昔欧洲十六世纪教育家达泰氏”，再加上梳理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可谓言之有据。也正是有此思想根基，在刘师培看来，所谓保存国粹与阐扬新知，并不天然对立。据说刘师培“在课堂上绝少批评新文学，他主张不妨用旧有的文章体裁来表达新思想，这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这与经常在课堂上辱骂新文学的黄侃不同。这种曾登高望远、不薄俗语爱古文的姿态与境界，使其有可能超越简单的文白对立。可惜的是，刘师培此时已病入膏肓，没能力做更多申辩与阐发。后人不察，将其与林纾并列，说成都是旧派领袖，绝非他所能认同。因为，林之尊崇“桐城”，与刘的提倡“选学”，文章趣味与学术立场相差十万八千里，绝无“紧密呼应”的可能性。

至于1919年1月26日在刘师培宅正式成立的《国故》月刊社，主要以国文系学生为主，所谓刘师培、黄侃出任《国故》总编辑，陈汉章、马叙伦、吴梅、黄节等出任特别编辑，那都只是为学生站台而已。“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这宗旨今天看来光明正大，即便蕴含着与《新潮》争锋的姿态，也没什么不对。可在日后的历史叙述中，立场决定一切，斗争成为主线，新旧似乎越来越水火不相容。于是，《国故》诸君被彻底妖魔化了。俞平伯1979年所撰《“五四”六十周年纪念忆往事十章》中有:“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自注是:“先是北大中国文学门班中同学主持期刊凡三，《新潮》为其之一”。也就是说，同班同学中，除了以“文艺复兴”相号召的《新潮》，还有主张“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国故》，以及提倡“新旧学说并行、东西文化并重”的《国民》。同一年级的北大中文系学生，因政治立场和文化取向不同，分别编辑了这三个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杂志，形成激烈竞争之势，共同推进新文化事业，这其实很了不起。

可惜，日后关于《新潮》《国民》的回忆文章很多，而涉及《国故》的则极少。我曾努力追寻《国故》月刊同人日后的追怀，发现材料实在太少。后来学业有成的罗常培，多次谈论五四运动，但回避早年参加《国故》的活动;只有活跃于沦陷时期北京学界的俞士镇，曾在《廫居忆旧录·一、刘申叔先生》中略有申辩。原因是，“生不逢时的《国故》，很快被迫扮演反派角色，在众多关于‘五四’的论述中，成为嘲笑对象”，当事人避之唯恐不及。正因如此，历史学家有必要站出来主持公道，破除“成王败寇”的思维定式。

三

1922年4月，美国计划生育创导者山格夫人(MargaretSanger)应邀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讲演，有一帧合影，长期在北大校史馆展出：山格夫人居中，右边胡适，左边张竞生。今天的读者很难意识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大校园里，张竞生与胡适都属于风云人物。同是北大哲学教授，美国博士胡适引进杜威，名满天下，引领风骚数十年;法国博士张竞生信奉卢梭，却举步维艰，成为一颗划过天际、瞬间照亮漫漫夜空的彗星。为什么?这涉及新文化人努力的方向，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天花板。

张竞生

终其一生，张竞生最为春风得意的，莫过于北大任教那五年(1921年10月—1926年6月)。授课之余，在《晨报副刊》上发起爱情大讨论，提出爱情四定则，曾因此名噪一时。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922年3月，北京大学名教授、代理总务长谭熙鸿的妻子陈纬君因病逝世，遗下一对年幼的儿女。6月24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蔡元培、李大钊、李石曾、张竞生等联名的《谭陈纬君夫人行状》，高度评价陈纬君一生。同年秋天，原在广州就读的陈纬君之妹陈淑君避战乱来京，暂住姐夫家。不久二人相恋，并很快成婚。1923年1月16日，北京《晨报》刊出《谭仲逵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指控北大教授横刀夺爱，道德沦丧。第二天的《晨报》上刊出陈淑君的《谭仲逵与陈淑君结婚之经过》，称与沈君只是相识，而并无婚约，至于“与仲逵结婚，又纯出双方之志愿”。此等事，公众及报纸都格外感兴趣，于是越炒越热。就在这个时候，张竞生挺身而出，在4月29日《晨报副刊》发表《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与其说为朋友两肋插刀，不如说是借朋友家事表达自家的爱情观念。张所开列的“爱情四定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今天看来很平常，当年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众多投书中，包括鲁迅与许广平。两个多月的论战，最后以张竞生《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长文作结。对于张竞生在此次爱情大讨论中发挥的作用，学界一般持肯定态度。等到刊行惊世骇俗的《性史》，舆论一边倒，张竞生又成了“国民公敌”。

出任北大风俗调查会主任委员的张竞生，曾编列三十多项应予以详细调查的事物，其中妙峰山进香调查由顾颉刚负责，有民俗学经典著作《妙峰山》传世；至于性史调查，其他教授都不敢接，求胜心切的张竞生亲自披挂上阵。先是在1926年2月2日《京报副刊》刊出《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征求大学生的性经验，含九项内容，从几岁春情发生，到手淫、梦遗、同性恋，再到口交、嫖妓、性好、性量、性趣等，“请代为详细写出来”。而且，张竞生草拟的“启事”还特别说明:“尚望作者把自己的‘性史’写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1926年5月，张竞生将编纂好的《性史》第一集以性育社的名义交光华书局出版，虽然张本人的《序》及《赘语》努力学理化，但七个案例细致入微，文采飞扬，成了主要看点。一时间，民众争相抢购，不法书商伪造续书，道德之士纷纷谴责，张教授命运从此发生大逆转。

追摹的是英国学者蔼理士，但没做好充分的学术准备，仓促上阵，留下很大的遗憾。张竞生日后也承认，征文及选文的方向出现偏差，导致“《性史》第一集中未免有‘小说化’的毛病”，难怪时人将其作为淫书来抢购与阅。虽说日后诸多续书乃不法商人牟利之举，与张竞生本人无关，但开篇没做好，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始作俑者，难辞其咎。我在《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中提及：“真正给与张竞生致命打击的，不是‘传统的保守势力’，而是同样关注妇女问题及性道德的新文化人。因他们特别担心，这位完全不顾中国国情的张竞生，将这个好题目给彻底糟蹋了。这就好像一头莽撞的大象，出于好奇，闯进了瓷器店，悠然转身离去时，留下了无法收拾的一地碎片。”张竞生的败走麦城，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哀，更让我们明白新文化运动的边界与雷池。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及情感结构，有其大致走向，非个别先知所能左右。某种意义上，“超前”的思考与表达，也是一种“不智”。

余英时

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各种人物轮番登场，角色的自我定位与社会的评判尺度，很难完全吻合。那些“过早登场”或“提前出局”的，在日后的历史书写中，往往很难得到妥善安排。二十年前，余英时就提醒，“将梅光迪和吴宓的文化保守主义，置于与五四新文化的同一的论述结构之中”。困难不在于具体个案，而在整体的论述框架。比如，今日中国学界，不仅学衡派得到充分重视，林纾研究成了热门话题，刘师培、张竞生也有若干很好的评传，可在综合性史著中，新旧对立依旧是主轴，林纾等仍然被描写成“反派人物”。

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平反若干冤狱，而是建立一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哲学，这里包括：首先，激烈论争的对手，可能是同一条战壕的偏师，而不是你死我活的仇敌；其次，新旧对立是一个过于粗疏的论述框架，不仅对“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者很不公平，而且即便“苟日新日日新”也不见得就是好事；第三，承认立场迥异的对立双方可能各有其合理性，需要判断是非，但没必要入主出奴；第四，理解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自身的复杂性，不是每个人都能踩对节奏(在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事业)，因此，庆贺胜利者的同时，请记得失败者的努力；第五，建立尽可能宽阔的新文化光谱，从最亮到最暗，从极左到极右，容纳尽可能多的不同声音与立场，某种意义上，两翼的张力越大，中坚的突破越有可能；第六，历史上实现的，不见得就是最佳方案，那些过早凋谢的理念以及失败者的命运，同样值得同情与尊重，且因长期受压抑，更需学者为其代言；第七，记得一场大戏，生旦净末丑轮番登场，聚光灯或掌声大都给了主角，但配角也自有其存在价值，若舞台翻转或剧目轮换，这出戏的配角或许就成了另一出大戏的明星。

“诸多失败的或不太成功的选择，就好像历史的折痕，或深或浅地镌刻着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折痕处，其实百转千回，你必须有耐心慢慢展开，仔细辨析，才能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那些没能实现的理想、激情与想象力。”当初写下这段话，确实是有感而发。本文将以往谈论新文化运动时淡化乃至丑化的林纾、刘师培、张竞生连成一线，给与某种同情之理解，希望借此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光谱，理解那些没有实现的计划与理念，借倾听那些被压抑的声音，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与纵深感。

对于一直崇信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我辈来说，这是一种必要的自我调整，也是进一步深入开拓的前奏。

（原文无分节，文中分节由编者所加）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

本期编辑：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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